法律应当具有稳定性，而不应朝令夕改。

形式是知性的，具有相对确定性。命令与禁止都是有根据的。

规范模态的作用在于为规范定形，其作为理解规范的初始意义单元，对正确理解霍菲尔德的理论至关重要。在法学中，霍菲尔德的概念系统是目前法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的形式化，与数学相类似。发现问题总是从特殊开始的，霍菲尔德正是从个案中发现了用语不准确的问题，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循上文思路，我们尝试着用规范的四种模态理论来理解权利家族，将霍氏的八个概念分为两组置于新的规范模态理论之下推敲。因此，请求权能够使普遍性的法则和特别的要求较好地结合起来，一般性调整成为了个别性调整。

而他的英年早逝给法学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人们无从得知其最小公分母究竟从何而来，这堪称法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23]本文从规范出发证成法律的最小公分母，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探求法律关系的内在逻辑，从形式概念上客观地理解法秩序的生成原理。[12]复杂的政治、社会考量溢出判决书之外，这些因素主要体现在审委会讨论之中。

上文基于数据的归纳只是抽象地提出了两者的互动，具体来说，合议庭如何影响审委会的讨论？又是怎样将审委会的决定转化为法言法语的？这还需要阅读相关案件的判决书，只有在比较审委会记录与判决书的基础上，才能更为丰满、生动地勾勒这种对话机制。审委会在讨论中虽然也需要诉诸法律规定，但是最终决定却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以投票的方式做出来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民主政治的决策程序，而非法律运作的说理机制。这其实是在向死者亲属传递信息：此案判决有理有据，社会效果良好，即便上访也不会改判。[19]无论是上述激进的废止论，还是温和的改革论，在审委会与合议庭的关系中更关注单向的决定关系，而未能看到司法判决中两者互动的隐匿的对话，即合议庭的汇报影响了审委会的讨论，审委会的决定给合议庭确立了判决的结论，而最终合议庭在制作判决书时只能有选择地对审委会决定进行法律化。

如果法院只考虑了信访问题，没有党或者政府机关的介入，则按社会效果计(S-K审委会：2015-8-1)。正是审委会的讨论中，才使得他们获得了不在场的在场，并进而最终区别于自由主义法治下的形式平等观。

也正因此，在美国的九人组合中，[100]拥有黑人大法官、女性大法官成为政治正确，因为这是代表理论的基本要求。几年后更换车辆，杨某支付了新车全部价款。[108]总之，审委会与合议庭之间的隐匿对话机制在短期内不会被根本改变。[34]这在司法工作中也不例外，信访是审委会讨论中的关键因素。

然而，审委会决定的正当性又出自何处？审判委员会由法院领导和具有多年审判经验的资深法官担任，他们在解决法律疑难、协调各种关系中的确具有更丰富的经验，但是，如果他们的讨论处在黑箱之中，在合议庭之外的审委会会议室中所作出的决定何以是可接受的？ 为什么审委会可以说了算？不仅是因为《人民法院组织法》等规定，更因为审委会代表了司法过程中的政治决策逻辑，指向意志形成。[72]在简约的中国判决书之外，并未穷尽的司法道理要体现在审委会的讨论之中，两者共同支撑起司法判决的全部逻辑，只不过审委会的讨论情况处在保密状态中。[25]笔者阅读了2011-2015年五年间1500页左右的会议记录，[26]结合S省K市中院工作报告所披露的信息，K市中院在五年间的受理案件量及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情况如下所示： 表1略  K中院受理案件与审委会讨论案件情况(2011-2015) (数据来源：K中院历年受理各类案件总数来自于K中院历年的工作报告，2011年数据未披露。而审委会在民主集中制指导下作出的决定，构成了合议庭推理和判决的依据，也使得合议庭得以排除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

[46]近十年来，随着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对三个至上的强调，[47]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成为新的司法政策导向，学界对司法机关承担政治职能有越来越多的共识，[48]这种职能体现在监护国家体制、制约权力、维护宪政制度等方面。[91] 尽管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要求在裁判文书中公开审委会的决定及其理由，但是可以想见，类似于政法委的决定、政府的决议、避免当事人上访等考虑，要么会根据规定不公开，要么会被裁剪、转化为其他的法言法语而体现在判决书中，进而最终可能在审委会真实讨论记录与公开在裁判文书的记录之间维持隐匿对话。

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完整揭示中国法院的判决逻辑，真实地呈现中国司法判决的逻辑。[93]不管案件有多少领导人打招呼，不管当事人采取了什么样的抗议方式，也不管法官在进行调解时许诺了什么、批评了什么，在经过法律裁剪后的判决书中，一切都变成符合法律的标准化文本。

[85]方纳教授将给我自由。[78]在敏感案件中，法官进行调解的依据就是审委会的决定，这既是制作裁判文书的基本原则，也是法官调解的底线。另外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保护国有资产和职工权益，归结到法律层面上就是要看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如果认定合同有效，兼并就继续进行。审委会讨论后给出折中方案，认定车辆的所有权属司机杨某，但是出租车经营权来自政府对公司的许可，所以仍然应该属于出租车公司。而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民本式司法体制中，无论是法庭审判还是判决书，都要接受群众的审视。最后，审委会要求从社会效果的角度出发，维持过失致人死亡罪。

[101]一旦这种政治正当性建立起来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可以对总统选举结果、同性恋合法化、持枪权等问题作出决断，而不需要考虑直接的民众意见，克服反多数难题。同时为了照顾被告人方的接受度，在量刑时有所区别，以此避免被告人方的反弹(S-K审委会：2014-20-1/2015-8-1)。

也正因此，阿克曼教授将民权革命及平等权的逐渐普及、扩展作为其三部曲最后一部的主题。④审委会采取与合议庭不同的意见，有28件。

由于营运执照在公司手中，杨某继续在公司服务，每年缴纳相关费用后来在S省高院的二审民事判决书中，认可了K中院的一审判决，一审、二审的判决大体上与政府的关切一致([2013]S民二终字第000**号)。

[38]相比之下，K中院的这一比例并不高，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由此导致了法官职业素质等方面的差异，这种解释也被左卫民教授所认可。[18]较为温和的观点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行政化，而是法院裁判与定案程序中的多主体、层级化、复合式所导致的秩序紊乱，未来需要明确审委会权限，而审判权下放是一个趋势。在一起出租车公司与司机(杨某)关于车辆所有权与经营权纠纷中，审委会要求合议庭在判决书中要写出水平。如在前面讨论的私营企业兼并国有企业案件中，合议庭最初的意见侧重于合同的有效性本身，而审委会则关注下岗工人、国有资产保护等问题(S-K审委会：2011-2)。

在K中院审委会记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专门要求合议庭认真写判决书的表达。合议庭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难办案件中，那些法律之外的考量是由审委会处理的。

本文将借助某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2011-2015年的会议材料，构建中国法官如何思考的完整图景。审委会需要抉择和判断，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审委会投票的多数决定制就是一种民主机制，用以解决法律形式论证之外的问题。

⑤其他疑难、复杂和重大案件。审委会肯定合议庭多数意见，要求在下判决之前与市政府相关部门交流意见(S-K审委会：2013-3-3)。

[101]一旦这种政治正当性建立起来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可以对总统选举结果、同性恋合法化、持枪权等问题作出决断，而不需要考虑直接的民众意见，克服反多数难题。[51] 强调司法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固然正确，但在处理某个案件时，无法通过抽象的原则来解决，而需要具体地处理政治影响、社会效果、法律疑难等等之间的关系。后公司取得车辆所有权(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是原始取得，杨某指出公司系伪造证据获得车辆所有权)。然而在此进程中必然会遭遇以保护国有财产为理由的质疑，在诉讼中，法院就处在了平衡集体利益与私人利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第一线。

[90]相较而言，中国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更大，由此要求更多的努力来弥合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这种间隙。典型的如由于发现新证据所以要重新讨论是否改判或再审(S-K审委会：2014-35-6)。

政治因素主要体现在法院与其他党或国家机构，如地方政府、政法委、地方人大的关系上，无论是党的机关，还是政府，考虑问题的思路都是政治性的后果主义，这与法院有所区别。作为解释美国历史的主线，[86]《独立宣言》所许诺的每个人生而享有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非天然，而是需要经过不断的斗争才能逐渐获得的。

但是，如果维持原判，一定会导致杨某上访、闹事。如在某劳动争议案件中，《合同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合议庭因此产生重大分歧，审委会需要进行一种司法续造[29](S-K审委会：20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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